“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”，或者叫“资金总量”，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运行的结果，也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之源。在中国，城市资金总量反映的不仅是自身GDP的数量，在很大程度上也跟这个城市在区域的辐射影响力紧密相关。

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总体上看，在沿海发达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的同时，中西部通过承接产业转移，区域经济发展大大提速。后金融危机时代，到底哪些地方发展更快？这其中，资金总量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通过对各主要城市7年来资金总量增速的统计发现，后金融危机时代，资金总量增速最高的是一线城市深圳，增幅超过了300%。此外中西部一些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的城市如重庆、长沙、成都、郑州等，资金增速也名列前茅。相比之下，增速较慢的是如佛山、温州、无锡、东莞等传统制造业城市以及大连、太原等来自能源重化省份的城市。

这些城市为何增长快

这其中，深圳7年增幅达到了305%，增速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，资金总量超越了广州，上升至全国第三。2015年，在股市和楼市热的带动下，深圳的资金总量更是高速增长，总量达到57779亿元，是同期广州的1.35倍。北京、上海2015年资金总量超过十万亿元，名列第一、第二，不过，增速排在第13、14位。

而广州之所以被深圳超越并被拉出较大距离，一方面是深圳增速太快，另一方面也跟自身资金总量增速较慢有关。7年来，广州资金总量仅增长了153%，增速不仅在主要城市中比较靠后，更是只有深圳的一半，也远不如北京和上海。在四大一线城市中，广州的增速最慢。

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分析，广州相较其他三个一线城市资金增长缓慢，有几个主要原因，一是这些年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温和，目前广州的房价仅为其他三个一线城市的一半左右，因此沉淀的资金也相对比较少。

其次，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都比广州多很多，这些地方都是基金、私募等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。这些年广州在创新产业、新兴产业的发展方面比较落后，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也影响了资金的聚集。

深圳之外，增速比较靠前的还有兰州、成都、长沙、南宁、重庆、郑州等城市，这些城市大多是中西部的省会城市(直辖市)。包括重庆、长沙、成都、郑州等城市在内，能源重化工业占比较少，再加上这几年产业布局和调整较好，产业结构比较均衡，吸引了珠三角、长三角大量企业转移落地。比如制造业里面，装备制造、高新技术发展都比较不错。

“随着沿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各种成本要素的提高，原来面向出口的很多产业如笔记本电脑等产能，纷纷转移到中西部的成都、重庆、郑州等地。”彭澎说，在拓展内需的过程中，中西部的城市直接面向内需市场，更具后发优势。

此外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投资在经济稳增长的作用不断凸显。尤其是中西部来自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比较大，这个过程中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不少机会。

制造业城市不受资金青睐

与增长较快的城市相比，资金总量增长缓慢的城市则主要来自两大类，一类是佛山、温州、东莞、无锡、宁波等外贸出口和传统制造业城市，另一类城市则主要是石家庄、太原、哈尔滨、大连、沈阳等来自能源重化地区的城市。

其中，佛山7年来资金总量增幅只有108%，温州只有125%，东莞也只有127%，位列主要城市后三位。此外，无锡也只有140%。

这其中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外贸明星城市影响深远。广东省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肖鹞飞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分析，世界经济2008年后进入到低速增长阶段，国际需求低迷有长期化的趋势，预计这种低迷的趋势至少要持续十年的时间。再加上金融危机之后，各个国家开始了再工业化过程，对外部的需求有所减少，因此外贸出口已经处于“临界点”，不可能再现2008年之前高速增长的盛况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提升，传统外贸明星城市的很多制造业都陆续迁往东南亚和内地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，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资金周期的挑战，比如随着劳动力、土地、环境等各种成本的提高，制造业的利润大幅摊薄。

“2008年之前这些城市出口增长快，聚集的财富、现金流非常多，但是现在出口下滑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改变，这些传统制造业城市的很多企业家都在缩减产能，或者干脆去买房子，影响了这些城市的资金聚集。”彭澎说，现在这些城市也正在积极想办法转型，包括推出“机器换人”等，但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